胡光墉（1823—1885 ），字雪岩，安徽绩溪人。

    作者在书中极力铺陈了主人公的传奇经历，胡雪岩初在钱庄学徒，因囊助潦倒的冗吏王有龄旋升，以致自身失业，王有龄感其思，遂二人结生死之交。后胡雪岩利用王有龄在宫场上的发达，开设钱庄，在官府势力、漕帮首领和外商买办之间，层层投靠，左右逢源，以精细的连环计算，收买人民、网罗赌棍、拉拢富商，混迹于勾栏赌场，竭力经营丝茶生意，大做军火勾当。

    其问，收姬纳妾，邀友狎妓，不惜重金为妓女赎身，又转手奉送于高官……

    由于胡雪岩精于谋划，手段灵活，因此，很快得以暴发，终至在上海、杭州立足，由市井布衣，跻于江浙大贾之列。

    列于《胡雪岩》（上、中、下）之后的《红顶商人》和《灯火楼台》等书（亦为台湾著名作家高阳先生所著，本公司出版），将继续向广大读者展现胡雪岩，这个半封建、半殖民地让会中的特定历史产物如何由商而宫、暴起暴落的曲折激烈的场面。

    楔子在清朝咸丰七年，英商麦加利银行设分行于上海以前，全国金融事业，为两个集团所掌握，商业上的术语称为“帮”，北方是山西帮，南方地宁绍帮，所业虽同，其名则异，大致前者称为“票号”，后者称是“钱庄”。

    山西帮又分为祁、太，平三帮，祁县、太谷、平遥，而始创票号者，为平遥人雷履泰。他最初受雇于同县李姓，在天津主持一定颜料铺，招牌叫做“日升昌”，其时大约在乾隆末年。日升昌在雷履泰的悉心照料之下，营业日盛，声誉日起，连四川都知道这块“金字招牌”，因为雷履泰经常入川采购铜绿等等颜料，信用极好。

    四川与他省的交通最不便，出川入川携带大批现金，不但麻烦，而且有风险。于是雷履泰创行汇兑法，由日升昌收银出票，凭票到指走地点的联号兑取现银。当然，汇兑要收汇费，名为“汇水”。汇水并无定额，是根据三个因素计算出来的：第一，路途的远近，远则贵，近则廉。第二，银根的松紧，大致由小地方汇到大地方来得便宜，由大地方汇到小地方来得贵，因为地方大则银根松，地方小则银根紧，如某处缺乏现金，而有待兑的汇票，则此时有客户交汇，正好济急，反有倒过来贴补客户汇费的。

    最后是计算银锭的成色，银锭的大小，通常分为三种，最大的五十两，为了便于双手携捧，做成两头翘起的马蹄式，即所谓“元宝”，而出于各省藩库的，称为“官宝”，其次是中锭，重十两，有元宝形的，称为“小元宝”，但通常都做成秤锤式，最小的或三两，或五两，通称“银锞”。再就是碎银，轻重不等。此外各省有其特殊的形制，如江浙称为“元丝”，底凹上凸，以便叠置。但不管任何形状、大小，银子的成色，各地不同，需要在交汇时核算扣足。

    由于汇兑凭票兑银，所以叫做“票号”。早先运送现银的方法，如果不是随身携带，就得交镖局保送，费用大，麻烦多，走得慢，而且还有风险，万一被动或者出了其他意外，镖局虽然照赔，但总是件不愉快的事，所以票号一出，请教走镖英雄好汉的人就少了。

    早期的票号，多为大商号兼营的副业，到咸丰初年，始有大量专营的票号出现。但票号的势力不得越长江而南，因为江南的钱庄，为保护本身的利益，一方面仿照票号的成例，开办汇兑业务，一方面力拒票号的侵入。至于票号除汇兑以外，以后亦经营存款及放款，所以票号与钱庄的业务，由于彼此仿效的结果，几乎完全相同，只是在规模上，钱庄逊于票号而已。

    钱庄业多为宁绍帮所经营，而镇江帮有后来居上之势。但在同治到光绪初年，全国最大的一家钱庄，规模凌驾票号而上之，同时他的主人亦不属于宁绍帮，是为当时金融业中的一个特例。

    这家钱庄的字号叫“阜康”，它的主人是杭州人。